中國從古至今在歷史上出現(xiàn)過很多數(shù)學家，那么，大家對他們了解多少呢？下面我們來看看關于他們的故事吧！

　　中國古今數(shù)學家——王梓坤

　　王梓坤于1929年4月21日出生在湖南省零陵縣，7歲停學一年回到家鄉(xiāng)--江西省吉安縣楓墅村。自幼家境極其困苦，過著缺吃少穿的生活。

　　王梓坤父親王肇基，又名王培成，長年在外經商，受雇為商店店員，辛苦一生。他受教育很少，但勤奮好學，自學了不少古書，寫得一手好字。他曾為王梓坤編了一本“字典”，按同音分類，如“一，衣，依，益”等字排在一起，后面還抄了一些對聯(lián)、謎語等(如“黃花崗上黃花女，手執(zhí)黃花；青草橋下青草魚，口聽青草”；“山石巖前古木枯，此不成柴；白水泉下十口田，五口屬吾”；“兩人兩土兩張口，普遍天下到處有，若是有人猜得著，半斤牛肉一壺酒”(打一“墻”字)，還不時寄回來小說(如《西游記》、《民國通俗演義》等)。父親隔幾年回家一次，最后一次教王梓坤打算盤。父子感情很深，可惜父親早逝，那年王梓坤11歲。母親郭香娥是農村婦女，勤勞一生，對人熱情誠懇。全家生活主要靠母親和兄嫂租種地主的田地度日。他當時年紀雖小，也得勞動。常常天剛亮就光著腳下水田助耕，直到吃過晚飯才能洗腳穿上鞋子。

　　1940年，王梓坤跟村上私塾先生念完初小。由于在祠堂里教書的王少誠老師極力說服和幫助，王梓坤終于沖出了困境，到離家10里外的固江鎮(zhèn)內吉安縣第三中心小學走讀。他自幼聰明好學，也很能吃苦耐勞。在課余、節(jié)假日里，他風里來、雨里去，插秧、割稻、打柴、放牛。艱難培養(yǎng)了他樸實的品質，磨練了他堅韌的性格。王梓坤在兩年里，走了多少路，干了多少農活，沒有人計算過，但他利用走路、放牛、車水的時間看書、算題的事，鄉(xiāng)親們至今還傳為佳話。有志者事競成。王梓坤用兩年的辛苦，換來了優(yōu)異的成績，數(shù)學考試得過多次120分，語文在全縣會考中獲得第一。

　　王梓坤至今沒有忘記故鄉(xiāng)對他的撫育之情。1987年，他懷著對家鄉(xiāng)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對家鄉(xiāng)后一代的殷切希望，將自己的稿費和科學獎金慷慨捐贈給他的母校--吉安縣固江鎮(zhèn)楓江小學設立“紅楓獎學金”，并先后給此小學贈書上千冊。

　　1942年，王梓坤考取了吉安中學，當時正是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物價飛漲，民不聊生。他無力交納學費，隨時有輟學的可能。在親友和班主任高克正老師的幫助下，他勉強念完了初中，又考上了國立十三中的公費生。十三中是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全國的重點中學，很多老師是從大地方來的，教學質量高，王梓坤的成績提高得更快了。

　　王梓坤從中學時代起興趣就十分廣泛，而且特別注意方法問題。高中時他就鉆研過《孫子兵法》，并把這本書從頭到尾抄了兩遍。一本畢業(yè)時作禮物送給了同學，另一本一直留在身邊。后來他寫《科學發(fā)現(xiàn)縱橫談》就與此有關。

　　1948年，王梓坤結束了中學生活，他的思想更成熟了，有了更明確的學習目標：學習數(shù)學。當時他面臨考大學的問題，可是身無分文，連赴考的旅費也沒有。由于同班同學呂潤林的慷慨幫助，他才登上了去往長沙的旅程。

　　這一年暑假，有5所大學在長沙招生，王梓坤都報了名，全考取了。這5所大學中，最好的是武漢大學。他選擇了武漢大學數(shù)學系，而且獲得系里兩個獎學金名額之一，從而解決了學費問題。

　　王梓坤在革命的熏陶下，很快提高了覺悟，他還寫了“堆在下層的落葉”、“奢侈品論”、“論消費”等文章。前者是短篇小說，發(fā)表在1948年《新世紀》雜志上；后者是關于經濟學的論文，刊登在1949年武漢《大剛報》上。這些文章在當時是進步的。在大學的四年里，王梓坤還逐步培養(yǎng)了使他終身受益的自學能力。

　　1952年，王梓坤大學畢業(yè)時，本來被學校保送去北京大學當研究生，到北京報到時，突然方案改變了，王梓坤被分配到南開大學數(shù)學系。從此2開始了他的教師生涯。他在南開大學工作了32年，直到1984年才調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校長。

　　王梓坤熱愛教育事業(yè)，在他心目中，沒有什么比親眼看見一批批新人成長，而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勞，更有樂趣了。1955年，王梓坤在南開大學任教期間，經推薦考取了留蘇研究生，去莫斯科大學數(shù)學力學系攻讀概率論。當時國內的數(shù)學系還沒有這門課，而蘇聯(lián)的5年制本科生從三年級就開始學這門課了。王梓坤在蘇聯(lián)莫斯科大學的學習期限，實際上要完成蘇聯(lián)同專業(yè)的研究生累計5年的課程。王梓坤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重托，三年里，他的大部分星期天都是在圖書館和教室里渡過的。假期里，他放棄了去伏爾加河沿岸旅行的機會，留在學�？炭喙プx。他的女友譚得伶(現(xiàn)在是北師大蘇聯(lián)文學研究所教授)當時也在莫斯科大學讀書，他們絲毫不敢費時光，而是相互勉勵，以優(yōu)秀成績向祖國人民匯報。

　　王梓坤在蘇聯(lián)的導師是近代概率論的奠基人柯爾莫戈羅夫和當時還很年青、才華橫溢的杜布羅辛，那時莫斯科大學念概率論的研究生在念大學本科時都已寫過論文。王梓坤在出國前僅自學過三個月的概率論，現(xiàn)在要從頭念起，因此學習任務非常艱巨。杜布羅辛幫助王梓坤訂好學習計劃，開始念哈爾摩斯的《測度論》，再念杜布的《隨機過程論》。杜布羅辛指導很具體，很耐心，王梓坤至今對他滿懷感激之情。1958年，王梓坤三年苦心的結晶--《生滅過程的分類》在莫斯科大學的學術答辯會上一致通過，校方授予他副博士學位。王梓坤在莫斯科期間交了很多蘇聯(lián)朋友。結業(yè)后，本來可以安排一段時間訪友和旅游。但他當時一心想快點回國，報效國家，連學校組織的游覽都沒去。在蘇聯(lián)期間，王梓坤一直保持著勤儉的作風，結業(yè)時節(jié)省出的生活費全上繳國家，回國時連-個小杯子也沒有買。

　　王梓坤1958年回國，當時正值大躍進。他先到數(shù)學所為一位波蘭統(tǒng)計學家當翻譯。有人告訴他，可以跟這位專家到南方轉轉，王梓坤無動于衷，馬上回南開大學工作了。

　　(二)學術生涯

　　回國以后，王梓坤繼續(xù)進行概率論的研究工作。主要研究的是一類重要的隨機過程，即馬爾科夫過程�，F(xiàn)實中許多客觀對象的演變過程具有偶然性(數(shù)學上稱為隨機性)，它的發(fā)展前途人們不能準確地預言，只能預測它的各種可能性，這種過程稱為隨機過程。例如，全世界人口總數(shù)是隨時間而變化的，它是隨機的。我們不能確切預言10年以后全球的人數(shù)，只能須測人數(shù)在某一范圍內(比方說，在60億至70億之間)的可能性有多大，因此人口總數(shù)的演變過程是隨機過程。類似地，某地區(qū)的年降雨量、癌癥患者人數(shù)、炮彈運行的軌道、液體中微粒所作的布朗運動等等，都是隨機過程。由此可見，隨機過程是非常普遍的。嚴格說來，幾乎現(xiàn)實的運動過程都有隨機性，只是偶然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。有一種隨機過程，在已知它的現(xiàn)在的情況下，它將來的發(fā)展，不依賴于過去的歷史，我們稱這種隨機過程為馬爾科夫過程。它是由俄國數(shù)學家馬爾科夫首先研究的。例如，上面所說的布朗運動、進入到某百貨商場的人數(shù)、森林中某種動物總數(shù)等等，都可近似地看成為馬爾科夫過程。

　　馬爾科夫過程論是近幾十年來數(shù)學中很活躍的一個分支，有許多新問題有待人們去探索。如果把這些尚待研究的問題比作一片原始森林，王梓坤則是這片森林的開墾者之一。在中國，王梓坤則是開創(chuàng)這一領域研究的先驅。

　　王梓坤對教學工作同樣有濃厚的興趣。1958年留學回校后，每學期他都講課和主持討論班。講授過數(shù)學分析、概率論、隨機過程、布朗運動與位勢、統(tǒng)計預報等課程。1960年，年剛30歲的王梓坤開始帶研究生，以后。除文化革命期間外，這項工作一直沒有間斷；他的學生中，有多名在80年代中期就已晉升為正教授，其中有兩名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和兩名大學校長，很多人都已成為教學和科研骨干。與此同時，在王梓坤的主持下，還招了幾班進修教師，從而擴大了概率論的教學隊伍。這樣，從南開大學出來的概率論方面的本科生、研究生、進修教師有相當數(shù)量而且不少具有南開大學的嚴謹、樸實的學風，這與王梓坤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為了發(fā)展我國的教育事業(yè)，王梓坤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教學和科研工作。他成家以后，夫人在北師大工作，家也安在了北京。他過了26年牛郎織女的生活。王梓坤卻慶幸這為他免去了許多雜事，能有更多的時間致力于教學和科研。他的作息時間表里，很少有節(jié)假日，有好多次回家探親，都是除夕那天才上路。

　　1977年。王梓坤由講師直接提升為教授，這是文革以后全國第一次晉升，只提了兩個人(另一人是天津大學的賀家李)，香港《文匯報》還作了報導。

　　1984年5月，王梓坤被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。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，他堅持抽暇從事教學和科研，他在當校長的同時，還在北京師大和南開大學帶有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多名。

　　王梓坤深感校長任務的艱巨。因為它不僅依賴于個人的才智和辛勤，還需要社會的積極支持和領導班子的同心協(xié)力。社會像是汪洋大海，大學只是其中的海輪，船能否順利前進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大海的波濤。他深信，要辦好學校，需要有正確的辦學思想，高質量的師資隊伍和工作人員，還要有足夠的經濟后盾，這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。

　　關于治校方略，王梓坤認為：一所大學首先要有明確的辦學目標，要有一個能夠調動全校絕大多數(shù)教職工積極性的奮斗方向。對于北師大來說，奮斗目標就是要把學校建成國內第一流的、在國際上有影響的、高水平的重點師范大學。

　　為達到這個目標，王梓坤和北師大的領導班子提出“高水平、多貢獻、嚴管理、好校風”的十二字方針。他認為：“要創(chuàng)造條件，讓學校出更多的名人、名作、名專業(yè)。一所學校要有一批名學者、名教授和優(yōu)秀的管理人員、要有出色的教學、科研成果，還要有較多的名專業(yè)，這所學校才能說是高水平的。正像一個劇團如果沒有名演員，演不出名劇目，能說是好劇團嗎？”

　　關于”好校風“王梓坤認為：“正如文天樣所說，‘天地有正氣’。一所學校的正氣就是優(yōu)良的校風。校風是抽象的，也是具體的，其中大部分沒有文字約束，但大家都會共同遵守和愛護。校風無時、無地不存在，就像在百花叢中，到處可聞到花香一樣。學校的校風，對學生的人品、性格、習慣、治學態(tài)度的形成，起著熏陶和潛移默化的作用。北師大要把它那勤儉、嚴謹、團結進取、尊師愛生的優(yōu)良校風保持下去。”

　　“喜看新鷹出春林，百年樹人亦英雄”這是王梓坤留贈北師大一些畢業(yè)生的題字。他說：“教師事業(yè)是光榮的事業(yè)，也是英雄的事業(yè)。歡迎全國更多的優(yōu)秀青年獻身于教育事業(yè)。”